“我是一名拍摄上海电影的导演。”坐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咖啡馆里，荷兰年轻导演戴获（David Verbeek）如此开始对上海的回顾。戴获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作品是2008年的《海上梦境（Shanghai Trance）》，这是他在上海生活两年后，对这座飞速变化的城市中年轻人生活的观察。该片在中国上映时，许多关于上海太脏或年轻女孩傍大款等片段被删减。
05年毕业于阿姆斯特丹电影学院后，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让戴获迁往上海。“当时我住在邀请我前往的这位朋友家中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，不用多久我便成了家庭的一分子。我立即就站在了观察的第一线。”
4个月后，戴获搬到浦西的思南路。便常去复兴公园附近的酒吧，认识了许多朋友，包括女朋友。在与他们的接触中，他对上海生活有了第一手的理解。戴获说：“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发生，人们充满了好奇心，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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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获认为，作为一名外来者，他可能比当地人更注意到一些他们平日习惯而不自觉的事物。
《宙斯俱乐部》将镜头对准了上海俱乐部里的男招待们。他们的工作是调戏城市孤独女性的感情，然后从中赚取抽成。然而，无数的“谎言密语”也让他们自身模糊了现实。
“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现代爱情生活。”戴获如此委婉地形容《宙斯俱乐部》。我显然已陈腐的道德观顿时萌生了为传统的“爱情观”作辩护的冲动。但我发现，这样的尝试最终也只能落入“本本主义”的徒然，只能感叹于导演包容的视角。 症结在于城市生活变化得太快了，戴获称其为“极度形态的城市化过程”。
“我有幸能够亲自观察到许多深处于周遭急促变化中的中国人。环境变换莫测，使他们缺乏安全感，失去了很多信任感。父母给子女们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支持，但感情上的支持却很少。”戴获说：“这些也让我意识到，一个人生活的现实并非是绝对的，而只是无数生存状态中的一种。”
如果有一个主题能够贯穿戴获的作品，那便是城市化所造成的自我隔绝的各种表现。他去年的电影《你在吗（ru There）》探讨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并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。
“现代城市生活给予我们很多选择的自由，人们因此需要花更多地精力去做判断、作选择。”戴获说，“我的影片便是关注这些后现代问题。”
戴获曾与贾樟柯及其工作室多次合作。他喜欢贾樟柯、蔡明亮和侯孝贤等华人导演的作品。“他们的影片传承了欧洲新现实主义运动，具有很强的观察力，而且也很诚实，不会在某些时刻用音乐来操纵观众的感情。只是安静地进行着观察。”戴获说。
